六问六答，再谈乡村振兴

今年4月，友成君编辑的《关于乡村振兴，温铁军最新的10个观点》一文，引发了行业内的大量关注，有几十家媒体转发。

近日，温铁军教授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慧见》栏目专访时，就乡村振兴战略再次发表观点。友成君撷取了采访中的六个问答，以飨读者。他的这些思考深刻而独到，发人深省，原因可能就在于“他是一个对农民获得公平待遇抱有社会责任感，同时也对激进现代化持警惕态度的学者。”

友成君特别致谢21世纪经济报道《慧见》栏目，原文标题为《“不信邪”温铁军：乡村振兴是应对内忧外患的压舱石》，记者：包慧，编辑：周鹏峰。文章观点属于温铁军教授，供您参考。

一、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还存在吗？

第一个基本国情矛盾是“人地高度紧张”，还没有根本扭转，所以才大量进口外国的能源、原材料、粮食、饲料等等属于“土地密集型”的资源和农产品，我们现在进口的农产品折抵中国的耕地总量已经占到了30%以上。

第二个基本体制矛盾是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已经有很大程度的缓解。从2005年确立新农村建设战略到2017年确立乡村振兴战略，国家各部门已经向农村投资了几百万亿的设施性资产。因为农民无力自主形成资本投资能力，农业无力完成资本积累，只好由政府投资来完成。这就已经很大程度的改变了乡村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缓解了城乡二元结构。但我们在原来二元结构体制下形成的全部制度、法律、政策乃至于政策操作的部门都还没改。

二、“三农问题”制度体系最先破题的是哪里？

我在1988年《土地管理法》出台之际就提出应以城乡土地“同权同利”为原则，现在看有所改进。首先改的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但外部开发必须保留50%以上的土地用于本村或收益返还本村，这是一个重要调整。再有就是现有的农村资源性资产价值化，例如闲置物业、土地、山林、水面等都开始在不改变性质的条件下票证化交易，意味着从实体形态向价值形态转化。

三、东亚农业模式就应该是小农村社模式吗？

我一直强调世界三类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其中一类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的野蛮资本主义，最大的野蛮在于把南北美洲和澳洲等大陆的原住民基本上消灭光了，外来殖民者把土地和资源占为己有，移民就有了大农场。但中国人是原住民，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中国的农业只能学习东亚模式，不妨多向旁边看一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比我们先进入现代化，但他们仍然是小农村社制，这就叫东亚模式。这两种异质性很强的模式之外，就是欧洲那些大量移出人口的殖民地宗主国形成了“莱茵模式”，也叫“温和资本主义”。

我国多年改革，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变，但基本国情还是如此。虽然高速发展过程中确实推动了一些群体获益，但带来了复杂严峻的成本，主要是发展的代价被弱势群体和资源环境承载，造成了严重破坏。资源环境承担了代价却无声，说不出来，只有在某些特定场合、特定条件下才会爆发式的演变成危机。比如现在全球气候灾变，就是人类社会不得不承受的灾难性后果，如果我们不反思自己的发展方式，只是听任那些“技术至上”的专家们去处理，往往事倍功半，恐怕主要就是因为思想没调过来。 

四、金融应该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什么作用？

这是个老问题，也是个复杂的问题。假如我们能够让金融供给侧改革直接和农业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那过剩金融的出路就在乡村振兴。

最近十几年，国内金融扩张很大程度上是跟地产泡沫化紧密绑在一起的，现在中央采取各种措施试图把它们分开。那现在要让过剩金融下乡，工具是什么？渠道是什么？乡村中有庞大的空间生态资源亟待货币化、价值化，最终实现生态资本深化，但是，有哪个投资商懂得如何做这些事儿？所以大家必须面对金融供给侧不能对应生态化乡村需求的现实困境。

五、实现农村现代化还存在哪些障碍？

首先，切不可把城市中的工业化、现代化模式照搬到农村，简单地把工业产业集群叠加在城市带上，导致工业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染形成混合型的“面源污染”，这就很难再靠技术手段治理。所以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不能照搬工业和城市现代化的旧模式。

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兴旺，应该贯彻五中全会的城乡融合战略，更多鼓励市民下乡，来形成城乡要素市场化条件下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农村的水、电、路、气、宽带五通都已经到户了，就是说每村每户都有了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的硬件条件。五通进村意味着每个村都是一个开发区，成为大众创业创新的最好领域。比如，浙江安吉现在就有大量上海人在那创业，有个村就有几千上海人投资4亿在山区创业。既不用造成污染，生活充满自然情趣，又保护了环境，维持了生态，农村可持续了，国家也更稳定。 

六、如何看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

党的十九大确立乡村振兴是国家还需20年才能完成的重大战略。根据小平同志的说法，一方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鼓励部分人先富；另一方面实现共同富裕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最终造成的是两极分化，那我们就失败了。小平同志40年前就定了这个目标，在2000年进入新世纪之前要实现全面小康，80年代上半期乡镇企业和城镇化带动农村百业兴旺，也确实展现出共同富裕的前景；只不过因为80年代后期要应对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接着又是美国带领西方制裁中国，外资退出，同期乡镇企业大面积歇业与国企破产造成劳动群体收入下降，使整个90年代用财政做二次分配的方式来缓解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能力严重不足，虽然1993年确立过“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但缺乏财力就做不到。

现阶段再度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党的历史责任；更重要的是我们面临的全球化挑战恐怕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如果不努力实现共同富裕，任由贫富差别拉大甚至可能造成社会撕裂，拿什么应对严峻的全球化挑战？